2018年3月，全国“两会”讨论的热点之一是“一带一路”的前景与问题。有关“一带一路”前景的文章也不少，很多专家学者撰文，其中不乏溢美之辞，描绘了“一带一路”的美好前景，几乎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另一种说法。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把美好的前景，当作一种愿景，里面注入了自己小小的福利。当然，每个人成长的境遇、体验有所不同，因而他所憧憬的福利也各有千秋。马克思深受普鲁士专制统治的压迫，他心目中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国家管治的个人自由联合体。人们不愁吃穿，可以上午狩猎，下午打鱼。赫鲁晓夫放猪倌出生，他能想象的共产主义生活就是人人能吃上土豆焖牛肉。毛泽东接受农民国家的师范教育，所以在他眼里，到处工厂烟囱林立，到处炼钢火炉通红，便算是跨入了共产主义门槛。而邓小平比较务实，他给中国人指出的远景目标是人人过上小康社会。
那么现在，“一带一路”终极目标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以后，带给中国人和沿线国家人民的体验又是什么？能否用具体的词汇描绘他们所关心的共同福利。对于上述问题，目前看到的很多是学术式的解答，其政治术语堆砌，抽象晦涩，普通老百姓难以理解个中妙趣。就我这个穷书生的个人体验而言，我所憧憬的“一带一路”远大前程是，咱们中国人以及沿线国家人民兜里有很多的人民币。有了钱就不怕鬼来半夜敲门。我可以用这些钱过上自己愿意过的生活，教书，写作，旅游，聊天，偶尔做点公益。
大部分民众的想法大概与我相似，喜欢使用形象思维来想象未来小康社会。它不能够太抽象，需要有具体表述的指标，让人一目了然。当今社会，没有比货币更能准确地表达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富裕程度。中国为农民制订的最低贫困线是年收入2300元。2300元的购买力是多少呢？它可以购买143个巨无霸汉堡包，148斤大米，上海一间房的月租。显然，在城市里这个最低收入是没办法过日子的。2017年上海规定月薪最低收入是2300元。两者正好相差12倍。但在大城市，很多支出都是刚性支出，比如租房、公用事业费、交通费、膳食费以及孩子的教育费用，即使夫妻俩都有工作，只有4600元的月收入，日子过得肯定紧巴巴的。显然，使用货币来描述个体在小康社会的生活处境更为真实生动，可以说货币就是国民财富的代名词。如果每个人钱包鼓鼓的，土豆牛肉尽管吃；生活方式尽情选择，这些贫困时代产生的梦幻，只要有了钱，当下就能实现。如此来理解“一带一路”的终极目标就不难了。说到底，“一带一路”的终极目标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足以让中国及沿线国家的民众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简言之，人人有钱。
在贵金属货币时代，所谓人人有钱是指拥有足够的真金白银。由于贵金属开采与存量有限，显然容易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在纸币时代，这个问题不存在。只要国家愿意，可以无限制地印刷货币，从而导致货币供给过剩，其后果就是这个国家货币的贬值。货币具有三重性，其一是国家信用，体现国家主权，具有独占性；其二是购买力，意味着社会能够提供丰富的生活必需品；其三是消费者认同，这里指国际范围。在本国，消费者必须接受本币，但在境外，消费者可以接受其他货币，一般是国际货币。当国家是消费者主体时，它们普遍认同的某种货币便是国际货币，当前主要指美元或欧元。它们也被大部分国家作为外汇储备的货币。在国际市场，商品交易结算的手段基本上是美元或欧元。
由此而言，在国内，货币主要与购买力相连。当本国市场供应充分时，本币必然值钱。在国际，货币主要与消费者尤其是国家消费者角色的认同有关。某国货币流通的国际领域越广，认可某国货币的国家越多，某国货币就越值钱，因而被称之为国际货币。美元和欧元就是这样的国际性货币，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就是美元。
国际社会对美元的认同存在两个层面。一是制度性的强制认同。美国利用战后美国实力优势，为世界提供了美元霸权的制度设计。其他国家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期，物质严重匮乏，不得不接受美元为国际贸易结算手段。二是市场性的自愿认同。美元的优越地位除了制度保证之外也是在国际市场的流通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各国消费者使用美元可以购买大宗商品、高档奢侈品、生活必需品、先进制造工艺和科学技术，而且在大部分国家可以兑换流通，自然把美元当成财富储备的首选。中日韩等国都有巨额美元为主体的外汇储备。世界其他国家都把获取美元等国际货币作为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方式。欧元是美元的变体，是欧洲人分享美元的体现。欧元的制度架构仍然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但美国允许欧元通过欧洲市场的流通，逐渐获得欧洲国家及域外国家的认同，事实上，很多国家也接受欧元作为支付手段并当成储备货币。例如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欧元与美元一样，开始具备国民财富的本质特性。
如何获取美元或欧元这些国际货币以实现国民财富增长呢？中国的经验早已证明，获取的方式就是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内，与美欧发展贸易关系，把本国产品销往西方市场，争取贸易顺差。或者打开国门，吸引美元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到国内投资，也会带来外汇。中国现在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外汇储备，世界工厂的地位给予人民币以强大的支撑。有了这两根支柱，人民币印刷出来就是钱，而沿线国家的货币则没有这个条件。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凡事也都有个度。很快问题来了。首先，美元及欧元只能够在美欧市场或统称为西方国际市场上赚取，也只能够投资西方资本市场才能增利。其次，中国虽然享有世界工厂的美名，可以为世界市场提供大部分中低端的生活必需品以及部分高端制成品，但这些产品必须在西方国际市场上销售，才能实现产品的价值。第三，中国对美欧贸易巨大的顺差成为损害中国与美欧关系的绊脚石。西方政治家不停地指责中国没有底线的重商主义行径。另一方面，中国坐拥数万亿美元外汇，却在国际市场上难以转换为实体财富。西方国家对中国买卖行为有种种限制。西方市场上大部分产品本身就是中国生产的。中国赚了美元，却买不到有价值的物品，只好购买美国债券。钱从美国市场赚取，但仍然存放在美国。于是中国对西方产生了依附性。
这种依附性导致中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世界上到处采购初级原料，为国际市场提供充足的市场供应。中国赚取大量外汇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少负担，其中有大量的消耗能源，造成环境污染；承受了西方周期性生产危机，国内市场无法消耗滞销的产品，造成了大量产能过剩。西方国家享受着中国模式的种种福利，一是美元的购买力获得强有力的背书；二是避免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三是转嫁过剩产能。美欧日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要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终端环节，让中国对西方的依附格局长期保持下去。
由此我们发现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Bug：虽然拥有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却对全球价值链终端环节没有控制权，缺少临门一脚。没有这一脚，中国产品的价值就无法实现，转换为国民财富。
但要掌握全球价值链的终端环节，控制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难度很大。因为这个终端环节是在欧美国家，受到它们主权保护。没有巨大的冲击力与高超的技艺，西方国家是不愿意与中国分享财富增长的控制权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既然不愿意冲撞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但又想摆脱对西方国际市场依附的局面，比较合适的选择就是另起炉灶。桥牌不玩了，咱玩围棋。
按照目前的实际状况，中国式的游戏是可以玩起来的，也能玩得转。游戏的名称叫做“一带一路”。既然是游戏，总是要输赢。“一带一路”游戏输赢的标志是，这个大家庭里，每个国家是否都很富裕，人人都很有钱。这个钱当然不是指沿线国家的本币，而是指国际货币。然而，当前的国际货币位置基本上被美元和欧元占有。在美元时代，沿线国家的贫困化是难以改变的现状。即使像中国这样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实体，其经济命脉仍然不受自己控制。因此，只有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中国才有可能摆脱依附地位，才能带领沿线国家共同致富，实现小康社会。
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大量的美欧货币储备并非用于在美欧市场上购物，而是用于沿线国家的资源性物品的采购。同样，沿线国家的美元和欧元也主要用于在西方国际市场购买中国生产的商品。为什么中国不与沿线国家进行直接交易呢？中国使用人民币购买沿线国家的资源性或非资源性产品，沿线国家从中国那里赚取的人民币，直接在中国市场上购买本国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进一步推论，当沿线产油国家接受人民币购买油气资源后，中国是否要继续保持庞大的外汇储备，就值得怀疑了。如果中国对美元的刚性需求减少后，现在实行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也应该调整了。同理，沿线国家认可人民币作为区域性国际货币后，它们经济合作的重点必然转向中国。请注意，这里不是转向中国政府，而是转向中国市场。绕开了西方市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都会省下一大笔钱，摆脱了长期困扰它们的依附性陷阱。
那么，经济转型后，中国需要做什么呢？要请出“吴市场”。市场经济是“一带一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沿线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过充分的市场经济发育过程。况且，沿线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千差万别，若要建成命运共同体，必须寻求最大的公约数。现有条件下，这个公约数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最高的方式。具而言之，中国若要希望“一带一路”结成命运共同体，就必须给沿线国家提供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沿线国家的资源要素得以优化配置，沿线国家的产品得以以实现交换价值，进而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这个平台就叫做“一带一路”国际市场。
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国际市场的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流通的平台。根据历史经验，国际货币的形成和流通必须建立在国际市场基础上。美元和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性都是在美欧国际市场的流通中形成的。人民币如果在“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上流通，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支付手段，将是中国迈向世界大国的关键一步。沿线国家尽管大部分是穷国家，却是资源性大国。他们拥有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当前，中国大部分外汇主要用于购买这些自然资源。人民币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后，可以使用人民币购买沿线国家的油气资源，那么，中国对美元、欧元的刚性需求大为减少。中国不需要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也不需要出口大批产品销往欧美市场。西方国家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事，变得无关紧要，不足挂齿。
第二，为国内市场的整合提供了战略机遇。市场往往与消费者的人口联系在一起中的。中国有13人口，所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但是，很多外商特别是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发现像是进入了“罗生门”，似乎并不存在统一的大市场。国内市场被行政权力严重切割，碎片化现象严重。国内市场不整合，以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一带一路”国际市场的建设就无从谈起，因为它就是建立在中国市场基础上的。它是中国大市场向沿线国家开放，而沿线国家市场要素在中国境内参与市场流通、市场交换的逻辑演绎结果。国内市场整合，当务之急要改变政出多门、各搞一块的现象。大市场的高级阶段是强调市场秩序，讲究标准品牌，唯独如此，才能吸引沿线国家的市场行为体前来参与市场竞争。中国大城市具有承受“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核心区能力的大都市区只有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沿线国家的市场几乎一直看好上海。应该围绕上海及长三角区域整合国内市场，将散落国内各地的市场要素聚合起来，以此产生虹吸效应。当上海市场的经济能量高度凝聚后，必然产生外溢效应，向周边地区、向全国各地、向沿线国家扩散。但这时经济能量的交换轨迹是有序的、合乎市场规律的。
第三，有助于形成区域性国际经济秩序，减少中国及沿线国家对西方经济中心的依附性，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的话语权。从不结盟运动到77国集团，从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到邓小平的改变不公正国际政治秩序，这些年间，无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如何呼吁，如何倡议，总是改变不了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依附性。问题出在哪里？经过上述分析后，答案昭然若揭，因为它们没有国际货币，没有国际市场，没有国际经济秩序话语权。“一带一路”国际市场就是为了改变这个局面，通过中国倡导，沿线国家响应，形成区域性的国际货币、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格局。对于全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西方经济体系依然统领全球，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各国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源泉。但是，任何垄断都会产生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为此，由中国牵头，沿线国家参与，在自己的区域范围内形成新的地区性经济秩序，避免自己对西方体系的过度依赖，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多一种合理选择，这大概也无可非议的。
尽管没人相信世上有包治百病的良方，但是把增进中国及沿线国家人民的福利为终极目标，以增加它们的国民财富为前行方向，以“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为实施平台，确实能够解决当前“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么是哪些问题呢？这里从两个角度审视，一是对现有政策规划进行逻辑推导后发现的问题；二是“一带一路”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一带一路”早期阶段基础设施项目为导向，在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以实现输出中国国内过剩产能、拉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为此中国有关部委制订了六条经济走廊与每年投资高达近万亿美元的政策规划。据统计，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投入了近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问题马上来了。尽管有国内专家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并非中国一家出，也许是众筹模式。然而，有钱的都是发达国家，它们愿意为中国倡导的项目投钱么？再者，即使发达国家在沿线国家进行项目投资，这些项目能否算作是“一带一路”吗？接着要问，沿线国家接受了中国的巨额信贷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后，拿什么来偿还呢？虽说沿线国家只需国家主权担保可拿到贷款，但毕竟背了债，欠了情，日子不好过，到时还不起债务，国家脸面往哪儿搁？何况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并非本国民生急需，既不能解决沿线国家的产品销路，也不能解决失业率问题，任何有头脑、有责任的国家都会三思而后行。
平心而论，“一带一路”倡议启动的姿态可圈可点，短时间内有几十个国家响应和参与，一些大项目也落地实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开始暴露了出来。
另一方面，按照目前发展方式，中国能否通过“一带一路”计划解决本国的发展大计？中国经济体系的致命弱点就是对西方市场的路径依赖。目前的“一带一路”思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对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深这种依附性。普遍的说法是，中国要加强亚洲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的经济联系，通过跨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建设，加快中国货物运往欧洲市场的速度，但其中忽略了一些因素：中国产品在欧洲市场日趋饱和；沿线国家在中国与欧洲贸易中无利可图；中国产品运往欧洲市场过程损耗严重，国内企业也是无利可图，从欧洲拉回来的基本上是空车皮，以至于很多集装箱就地廉价处理，企业主要依赖国家财政补贴。
更为严重的是，沿线国家很多在建基础设施项目都是长线项目，建成需要花时间，营利与还款时间更长。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沿线国家处于地缘政治破碎地带，其国内政局不稳定，周边关系复杂紧张，大国与利益集团博弈激烈，中国在建项目容易成为牺牲品。由于这些工程项目耗资巨大，影响深远，一旦失败，将对“一带一路”国际声誉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为此需要三思而后行。
2018年“两会”结束以后，“一带一路”进入新的时代。它将成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解决的并非是纯粹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相连的综合性问题。具体包括：中国及沿线国家人民的福利，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市场的开放与国际化，减少对外贸易的不平衡现象，减少对西方经济体系的依附性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等战略性问题。其实答案就在本文前面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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